“背”条大路回家乡

　　贫穷的日子大都是灰暗的，幸福的生活各有各的光彩。

　　数十年走遍各地，贵州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。步入今天的贵州，仿佛万千云朵擦亮了崭新的大时代。漫步而行，恍然如梦：直插蓝天的楼群、车流滚滚的公路、乌瓦白墙的小镇、绿荫如盖的新村，让我一次次迷路，又让我一次次拾起往日的记忆。哦，我曾在这个山头农家住过两天，夜里冻得手脚冰凉，第二天主人送了我一件棉袄；我曾在一个茶场吃过一顿火锅，却冷得必须把双腿放进桌下的棉套里；我曾进入一个叫“一口刀”的山寨，峭壁上的出山路窄得像刀刃，800米下就是滚滚滔滔的乌江……至今，这一切依然历历在目，让我心头隐隐作痛。呵，看着今日的景象，我必须向历史作证：“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分银”的日子彻底翻篇儿了！

　　你看，就在我眼前，远近的青山白云仿佛飞舞起来——那是晾晒在村寨广场上的丈长蜡染布在风中呼呼作响，把山坡上的一栋栋吊脚楼舞进了秀美的山水画。路过一间响着乐曲的农家乐，只听吱嘎一响，雕花木格窗被推开，一位头披蓝帕、颈戴银圈的姑娘探头冲我一笑——我看见了今日的多彩贵州。

　　贵州，开门见山，17.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是望不尽的山连山。这里的人，日常语汇中没有“平原”，只有“平坝”——足见那一块块小小的田亩是怎样的狭促。采访中，听说当地曾经流传一个故事，说改革之初搞承包，一户人家分得13块田，女儿帮着父亲数田：怎么只有12块呢？父亲说，那一块在你草帽下扣着呢。

　　千百年来，这里的山水虽美，人们却被封闭在大山里。两间杈杈房、几袋苞谷粒、一口破铁锅，就是生活的全部。在赫章县海雀村的一个夜晚，坐在篝火旁，我听当地姑娘荞花唱过这样一首山歌：“苞谷没有巴掌长，种下一筐收一箩。扯上三尺遮羞布，脚板要当石板磨。”海雀村在高高的山坡上，小路挤在石缝里，耕地没有石头多，老百姓的贫困生活可想而知。

　　农家无田，何来饱暖？脚下没路，何以致富？原地不动，一棵老树！

　　路，是文明的血脉、梦想的翅膀、人生的半径。

　　贵州人修路，写满了奋斗故事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数万民工靠肩扛手抬，修筑了闻名于世的晴隆县“二十四道拐”，这条路成为抗战中物资运输的大通道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了修路架桥，他们把壮志豪情刻到山壁上：

　　筑路意志坚，扛起大道上青天，

　　踏碎了云朵，踢倒了山尖，

　　不管车马来得快，总在我后边！

　　但那时国家百废待兴，人民普遍贫穷，崎岖的山路像条条绳索，紧紧捆住了艰难的岁月。好些村寨困在深山，乡亲们过不了陡崖深谷，孩子上不了学，长大了不敢去城市打工，因为他们不识字。海雀村为报答政府年年送来的上万斤救济粮，老支书文朝荣领着村民开了一条出山路，种树10余年，绿化了周边三个山头。老支书去世后留下一双磨不破的“鞋”，那是用刀切割下来的两段轮胎，再穿孔系绳，现在摆在海雀村纪念馆里，成为那段奋斗岁月的见证。

　　改革开放后，织金县鸡坡村的青年农民杨文学带上妻子一起到贵阳当“背篓”、卖苦力，为省下鞋子经常光脚走，攒下13万元。原准备回家盖一栋新房，父母说，你给乡亲们修一条出山的路吧。路修了一半，钱花光了，施工队撤走了，杨文学坐在路口放声大哭。老父亲吼道，哭有什么用？再去打工，回家再修路！第二天，杨文学领着十几个“背篓”又出发了。数年后，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的支持下，出山的路终于修通了，这件事一经媒体报道，杨文学从此名声大噪。后来我在贵阳的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他，他得意地说，现在我出门办事特别顺，大家都热心帮我，因为人人知道我的名字。

　　多么可敬又可爱的人啊！

　　没有行走，只有登攀

　　有路才有希望，有路才有未来。

　　邓迎香，罗甸县人，嫁到山窝窝里的麻怀村。山寨距县城40多公里，四周全是犬牙交错的悬崖峭壁。那时候，没路也没电，因为电线杆子运不进来。三个月大的儿子病亡于去县医院的山路上，邓迎香哭疯了，只身一人带上锤子钢钎上了山，铁了心要为全村开一条出山路。被感动的乡亲们相继跟上来了，历时两年，大山终于贯通，但那只是一个供人弯腰钻来钻去的山洞。她新婚的女儿回家探亲，和新郎几乎是从洞里爬过来的。望着浑身泥水的一对新人，两鬓斑白的邓迎香痛心不已，再次带领村民进了山，又苦干了200多天。剪彩那天，解放牌大卡车呼呼隆隆穿过宽敞的隧道，洞口挂着一幅大红标语：“一等二靠三落空，一想二干三成功！”

　　活在大山里，就得顶天立地、英雄一场，让石头开花、让大路通天。

　　遵义市的草王坝村，地处海拔800米的半山腰，无路、无水、缺田。每逢下雨，村民都把瓦罐盆碗摆在地上，用以接水存用。村支书黄大发乳名“石头娃”，从小父母双亡，是村民东家一碗、西家一碗养活了他。黄大发当了生产队队长后，下决心领着全体村民开凿一条渠，绕过三重大山，引水入村。他整整苦干了13年，结果因缺少技术指导、石渠坡度太小、水量不够而告失败。1992年，年近六旬的黄大发不死心，再度领着200多名村民上了山，天天把身子吊在悬崖峭壁上开路凿渠，白日干活，夜宿山洞。三年后，这条“大发渠”终于成功绕过160多里的“绝命崖”，一湾清水欢笑着冲进了草王坝村，从此，乡亲们吃上了香喷喷的白米饭。

　　2010年，姜仕坤出任国家级贫困县晴隆县县委副书记、县长。看到当地石多草多，他号召群众种草养羊。羊粪多了，草密了，山绿了，一条条道路开通了，一座座新村建成了，姜仕坤成了全县闻名的“羊司令”。2016年4月，过度劳累的姜仕坤猝然倒在工作岗位上，年仅46岁。因为白天太忙，他和上大学的女儿约定每晚10点55分通话，那天，女儿等到的电话却是父亲的噩耗……

　　所有的道路都是大山的渴盼，所有的血汗都是幸福的源泉。路要变平，只有一个办法：撸起袖子加油干！

　　把十万大山连起来

　　众所周知，贵州处于云贵高原，以喀斯特地貌为主，山多石脆土薄，地下洞穴和流泉九曲十八弯，宛若迷宫。在这样的地基上建路建桥，且要保证质量，是何等艰难。经过数十年的锤炼，省交通建设集团把自己打造成一支无往不胜的铁军，团队现有专业技术人员3244人，其中有白发苍苍、依然奋战在一线的全国知名桥梁专家，有来自各地的青年才俊——他们中的很多人，已经把家安在了这里。

　　每项大的路桥项目，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，路桥人便以工地为家，长年喝山泉、住山洞。一根立木挂上网兜，就是他们的篮球场；想家乡了，只能通过手机视频和远方的家人说说话，孩子叫一声爸，这边的爸爸笑着笑着却泪如雨下……正是在他们的手上，创造了中国建桥史上的一个个奇迹。80后工程师龚兴生坐在操控室，仅用31分钟就实现了大桥平面转体72度的精准对接，两边山坡上看热闹的村民禁不住欢呼；女总工张胜林瘦瘦小小，却连续多次入选“年度十大桥梁人物”，几十年来孜孜不倦，在桥梁建设领域不断贡献着自己的智慧……

　　10年间，这里的人们一张蓝图绘到底，条条高速公路、铁路、隧道，连接着千姿百态的美丽大桥，像金丝带把十万大山串连起来，仿佛贵州腾身一跃，便登上了气象万千的“高速大平原”。

　　来看气势恢宏的北盘江大桥！全长1341.4米，总重近3万吨，桥面距江面565.4米，高度超过200层摩天大楼，为目前世界第一高桥。再看被誉为“天空之桥”的平塘特大桥，因拥有332米高的世界最高混凝土桥塔而闻名。坐在岸边窗明几净的服务区，品茗远眺，大桥如长虹横天，飞挂两岸，好大的气势，无比的豪迈！最具现代特色的是坝陵河特大桥，不——那不仅仅是桥了，桥端建有数十米高的观光电梯，直达桥上通道，并开展了高空蹦极、高空秋千、高空漫步、低空跳伞、玻璃栈道、野外露营等项目，深得年轻游客喜爱。大桥剪彩之际，省公路局为参加工程建设的10对年轻情侣举办了盛大的集体婚礼，并赠给每位新人一个特殊的礼品——用建桥特种钢精心制作的结婚戒指。作为证婚人，局长激情地说：“大桥的使用时间是100年，整个大桥造价14个亿，这就是我们送给新人的14亿聘礼和百年偕老的祝福！”全场欢声一片，五颜六色的安全帽下，一张张年轻黝黑的脸膛闪耀着骄傲的光芒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贵州的道桥建设像一支支穿山越谷的响箭，让高山化平原，令天堑变通途。水电线路、通信光缆、物流基地遍地开花，大数据和新技术像一条条纤绳，拉动当地经济加速发展。于是我们看到，毕节的大白萝卜、安龙县的食用菌、江口县的“梵净抹茶”等，纷纷走向海外；遵义大棚的各类蔬菜源源不断运往上海、成都等大都市……在铜仁，住进新楼的农妇袁新芝动情地说：“哪想到幸福生活来得这样快！”

　　如今，贵州已建有近2.4万座雄伟壮美的大桥，悬索、斜拉、拱式、梁式、廊式等各类桥型横跨山山水水，各显雄姿，争奇斗艳，被专家誉为“世界桥梁博物馆”，许多独创性技术填补了世界建桥史的空白。2018年，北盘江大桥以无可争议的巨大造型、创新规制和高超的技术含量，获得第三十五届国际桥梁大会颁发的“古斯塔夫斯金奖”。截至目前，世界排名前100座高桥，有51座在贵州，前10名有4座在贵州。全国荣获“古斯塔夫斯奖”的桥梁有9座，贵州占4座。而那些特意保留下来的古老的绳桥、独木桥、石条桥、铁索桥、廊桥，都成了这片土地上大风景里的小风景，展示着万种风情，寄托着一脉乡愁。

　　呵，崇山峻岭之上，云蒸霞蔚之中，勤劳的人们用千万双大手，托起一个天高云淡、山青水绿的美好世界。

　　他们创造了一部风驰电掣的史诗。过去已去，未来已来！